旗人群体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，不是巧然形成的，而是在政治、军事需求之下，伴随着八旗驻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而形成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旗人群体逐渐壮大，构成也越来越复杂，他们积极参与农业生产，促进盛京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。
首先，随着盛京地区八旗驻防的恢复与部署，旗人群体的构成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，他们主要由“旧满洲”、“新满洲”、从关内拨回的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以及移民入旗者构成。
“旧满洲”指清入关前就已经编入八旗的满洲，他们的来源一是迁都北京时留驻盛京的满洲，他们世代繁衍生息，成为了“旧满洲”的一部分，其中住在福陵周围的主要为喜塔喇氏、伊尔根觉罗氏和萨克达氏，居住在昭陵周围的主要为叶赫纳喇氏、乌喇纳喇氏。
二是后来从关内迁回的满洲，尤其是康熙二十六年（）前后，清朝从北京等地调大量“旧满洲”回盛京驻防。
《赫舍里氏宗谱书》记载赫舍里氏始祖随清政权迁都北京而“从龙入关”，居住在北京。
“新满洲”指入关后东北地区被招抚编入八旗的少数民族，且“新满洲”的数量多于“旧满洲”，是盛京旗人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。
为了解决东北驻防兵源不足的问题，“新满洲”被不断调入盛京驻防，如康熙十七年（），原居住在吉林乌拉的赫哲人迁到盛京，兵丁及家属共计一万一千余人。
此外，关内拨回的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，也是盛京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顺治十七年（），为了加强盛京地方防务，清廷从关内调拨镶黄旗蒙古兵到盛京城及周围，与原有的八旗满洲军队共同驻防。
三藩之平定后，原在关内驻守的八旗汉军有许多回到了盛京地区驻防，如康熙三十年（）盛京驻防汉军火器营增加的名兵丁即为关内拨回。
次年，岫岩、凤凰城设城守尉，由京师向岫岩调拨满、蒙、汉八旗兵名，向凤凰城拨兵名，并携带眷属，其任务是防卫驻守、垦荒，从而扩大了盛京旗人数量。
除了留守和从关内拨回的八旗兵丁外，也有不少移民入旗者。
岫岩县《王氏谱书》也记载其先祖原本居住在山东小云南大榆树，顺治时从山东迁居盛京入八旗。
辽阳《吴氏族谱》记载：吴氏始祖于顺治八年（）从山西迁到辽阳城高丽门内，后隶旗籍。
辽阳《王氏宗族谱书》记载其始祖于顺治年间，由山东迁居奉天，入汉军正白旗，居住地经历由海城到辽阳亮甲的迁移。
由此可知，盛京地区旗人群体不再是单一由留守盛京的八旗兵丁构成，而是由留守八旗兵丁与新入盛京驻防的八旗兵丁共同构成，并且后者数量逐渐增多，成为旗人群体的主体。
然后，盛京地区的旗人群体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，是土地开发与经济恢复的主要力量。在清政权迁都前，清太祖太宗就开始开展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和计丁授田。
天聪七年（），皇太极就下令在筑城处立界，命八旗兵丁耕种，“皇上（皇太极）在国则令妇子往耕，皇上出征则妇子仍收入旧城，止令男子哨探耕种”。
皇太极还强调耕种自养的重要性，认为只有解决粮饷问题，才能保证后金对明作战的胜利，于是叮嘱八旗官兵：“勤饬农务，不可因天气寒冷，欲姑缓以俟和暖，必须早为耕种”。
清初，为了保障驻防旗人的生计，清廷着手对盛京地区旗地进行圈拨。
盛京地区的旗人通过辛勤劳动，使得荒地被迅速开垦利用起来，旗地数量不断增长，由清初的晌，发展为康熙时期的晌，是开国之初的两倍。
说明盛京旗人群体与土地开发是相互促进关系，盛京地区大量荒地吸引旗人来此耕种，产粮足以维持旗人及家属的生存生活，使得盛京旗人群体越来越壮大，同时旗人也促进了盛京地区土地开发，加速了盛京地区经济恢复与发展。
清政权迁都后，留有大量的田产、坟茔于盛京，上到皇室八旗王公，下到普通八旗兵丁均派旗人留守经营，尤其是负责皇家事务管理的盛京包衣三佐领所属之人。
由于八旗制度下旗丁待遇丰厚，家口衣食无忧，缺乏经商等谋生的动力，加之顺康时期盛京地区地广人稀，务农比经商更容易维持生计。
所以这时期的旗人主要靠清廷的优待和旗地的开垦来维持生计。
此外，盛京地区旗人群体也有稳定的居所，大多按照入关前的习俗和八旗的方位分布，相聚而居。
如盛京城形如九宫格，以宫殿为中心分布，周围以八座城门为中心分别由各旗居住。清廷不仅给旗人群体圈拨土地，还帮助其修建房屋定居生活。
顺治十六年（）规定：八旗官兵拨给官房的数量是，一品官各14间，二品官各12间，三品官各10间，四品官各8间，五品官各6间，六七品官各4间，八九品官各3间，拨什库、摆牙喇各2间，披甲人各1间，这些房屋按照各旗和所属佐领分布，形成盛京城厢区域旗人群体居住群落。
在沈阳城及周围还有众多负责守卫陵园的旧满洲，他们都居住在福陵、昭陵附近村落，成为盛京地区旗人群体中较为稳定的一部分。
清初，盛京地区旗人人数经历了由减少到恢复的过程，旗人群体不断调整，他们以八旗驻防为组织形式，以旗地为生计基础，在促进盛京地区农耕经济发展的同时，形成了维系旗人群体的精神纽带——旗人群体意识。
盛京旗人群体意识的形成，一是因为入关后八旗驻防的职能主要为镇压国家内部阶级、各民族的反抗，二是旗人个人素质较入关前大有提升，许多旗人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，接受教育学习。
旗人群体意识包含两方面内容，一方面是依赖八旗组织，认同自己的旗人身份，在内心深处产生对八旗的依附感和归属感，并不断升华成为旗人群体强大的凝聚力。
一方面是由于清廷对旗人实行优待政策，旗人群体成为居于民人群体之上的特权集团，自然之间，旗人群体便形成了不同民人的优越感和骄傲感，普遍认同自身地位的高贵，产生维护旗人群体利益的观念。
总而言之，随着清初盛京八旗驻防的恢复，旗人群体逐渐形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旗人群体的构成越来越多样，这也为旗人群体数量不断增多提供了条件。
最终成为促进盛京地区经济恢复发展的稳定力量，他们居有定所，耕有沃土，有着充足的生活和生产资料，自然而然产生了区别于民人群体的群体意识，这种意识与后来旗民杂处矛盾问题频发有着必然联系。
